“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表述被諸多黨史著作和研究成果所采用，已然約定俗成為關于黨的創(chuàng)建史和陳獨秀、李大釗對黨的創(chuàng)立所作出特殊貢獻的一句經(jīng)典性評述。這個似乎耳熟能詳?shù)谋硎觯�到底是怎么來的呢�?/p>

先有“北李南陳”，再有“南陳北李”

在歷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陳”。

目前所見文獻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陳”的是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大學受教于李大釗的趙世炎。他于1920年8月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在勤工儉學學生中流傳著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輩仰辰”。當時還有一首嵌名詩：“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也在五四運動和中共創(chuàng)立時期社會上廣泛傳頌。這兩首詩的作者是誰，目前尚不清楚，都沒有史料佐證，但從語氣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當時追隨陳獨秀、李大釗，并活躍在北大校園里的一批學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之手。

上述兩處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陳”。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會知名人士和家屬為李大釗舉行的葬禮上，送葬隊伍中有一副由時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兼總干事的楊杏佛送的挽聯(lián)寫道：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輩哭先生。才有了“南陳”“北李”的表述順序。

把“南陳北李”組合起來使用，目前所見文獻是，1943年3月，出席一大的一位代表在《古今》半月刊上發(fā)表《扶桑笈影溯當年》，文章中說，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主張組織共產黨，經(jīng)幾次會商之后，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陳獨秀）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即所謂“南陳北李”。1947年4月26日和5月3日蔡尚思在《文匯報》上發(fā)表《李大釗的思想評介》，文中說李大釗是中共初期的理論家與實行家，他與陳獨秀齊名，被世人稱為“南陳北李”。1987年12月，梁漱溟在其書中回憶李大釗時說：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中為首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兩先生，一時有“南陳北李”之稱。

“相約建黨”是對一段歷史背景的概括

“相約建黨”，這四個字其實是基于歷史過程的一個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釗冒險送陳獨秀去天津，在路上談到建黨之事。

對于這一歷史過程與背景的最早敘述，是當時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報道《武昌中山大學集會追悼李大釗等烈士》，文中寫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學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與李大釗關系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李大釗同志事略》的演講，演講中有一段描述性內容：“（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入獄三月，出獄后，與先生（指李大釗——引者注）同至武漢講演，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先生因此大觸政府之忌。”并說到陳獨秀“返京后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這就是“相約建黨”的歷史背景依據(jù)。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過一次內容相似的回憶，并對“化裝同行”的過程細節(jié)講得更加具體生動。他說：時當陰歷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李大釗同志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門南下，陳獨秀頭戴氈帽，身換王星拱家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著亮發(fā)，坐在車子里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到了天津，即購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

為什么高一涵能夠敘述得如此詳細呢？這是因為高一涵與陳、李存在不同尋常的關系。高一涵原名永浩，筆名一涵，安徽六安人，于1912年自費留學日本入明治大學政法系就讀。1916年7月回國與李大釗同辦《晨報》，任北京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經(jīng)常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并協(xié)辦《每周評論》。他們都到日本留學、同在北大任教、一起參加五四運動等共同的政治愛好和相似的生活經(jīng)歷，把他們3個人緊緊聯(lián)系在了一起。以這種歷史淵源形成的深厚私交，高一涵回憶陳、李有相約建黨之事，應該是可靠的。1926年，高一涵加入中國共產黨。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采用了高一涵的敘述，寫道：“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這可以說明，高一涵敘述的這段歷史得到黨史權威部門的采信。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說的形成

那么是什么時候，又是誰把高一涵的歷史回憶概括為“相約建黨”，并將“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組合起來使用的呢？

2001年北京大學蕭超然教授在《百年潮》上發(fā)表《關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我見》。文章論證指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間，不管是自己編寫或者從其他人編寫的各種教材和教科書中，以及各種黨史研究的專著中，都沒有提及、看到或者聽到有關“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表述。通過論證，文中提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八個字的組合提法，始于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

梳理發(fā)現(xiàn)，1983年3月由著名歷史學家、黨史學界前輩李新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開端》一書中，采用了高一涵的回憶。該書寫道：“李大釗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們扮作商人，坐一輛騾車，先到河北省樂亭縣李大釗的家鄉(xiāng)——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幾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們交換了關于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意見……他們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進行活動，籌建共產黨。”稍加留意，以上這段文字后面一句話里，其實就有“相約建黨”的關鍵字節(jié)——他們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進行活動，籌建共產黨。如此看來，把這段歷史背景概括為“相約建黨”，應該是始于1983年出版的《偉大的開端》一書這段敘述。

“也許受這段敘述的啟發(fā)，在此后的報刊上出現(xiàn)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一概括。”1986年5月，虞崇勝在《江漢論壇》第5期上發(fā)表文章，文章題目就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時間和地點》。1989年9月由閻稚新、李善雨、肖裕聲編著，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與中國革命》一書，在第二章中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標題出現(xiàn)；1991年10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注釋集中，也采用了高一涵的演講內容，然后結論性地寫道：“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可以視為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權威使用。